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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韜略

【寰宇韜略】全球武裝衝突降 建構適切國防戰力(下)

◎李華強(譯)

(接上文)

 未來總是為世人帶來意外,預測失靈的例子比比皆是。另一種判斷未來潛在衝突風險的作法,係仿照2008年金融風暴後,測試美國與其他銀行體系復原能力的方式,以可能影響衝突傾向的「最糟情況想定」,做為國際社會穩定與否的「壓力測試」選項。蘭德公司的研究採納4個想定:全球大蕭條、中國大陸修正主義抬頭、國家能力江河日下,以及環境大浩劫;該4項想定儘管不能代表所有可能情況,卻是世人最經常探討,且都具影響衝突傾向的極端特質,適用於預測未來趨勢。4項想定與其理由說明如后:

 ●全球大蕭條:相當於2008年金融危機規模的經濟風暴,於2025年再度席捲全球,然各國政府與中央銀行無力應付排山倒海的融資需求、投資信心崩盤;許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與中共的經濟國家主義當道,反對全球金融體系;面臨嚴峻財政壓力下,美國大幅裁減其國防預算並縮小部署全球的軍力規模;經濟蕭條引發政治危機,衝擊民主政府並威脅極權國家,尤其造成中共情勢不穩,俄羅斯亦有類似情況。

 ●中共修正主義抬頭:中共成功處理其成長模式伴隨的諸多問題,持續迅速成長並大舉超越美國、日本,以及其他主要強權;中共的影響力大增,強勁的經濟表現助長其軍力,在亞太地區展現更激進態勢;隨著中共意圖挑戰美國主導的當前體制基礎,美「中」緊張關係升高;雙方於2030年決裂,迄2035年形成極不穩定的冷戰態勢。

 ●國家能力江河日下:個人與小型團體影響力大行其道,國家力量式微;前者獲得顛覆性技術(包括精準打擊戰力、網路工具、生化恐怖武器)的管道大增,且隨著全球教育水準提升,以及網際網路和其他通信技術無遠弗屆的影響,相關團體的組織日臻健全;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包括收入不均、「超級城市」的擴散影響,以及人口、資本與污染的跨國流動;國家與個人/小型團體的發展趨勢,同步造成衝突與混亂,對衰弱國家的影響尤其嚴重。

 ●環境大浩劫:氣候變遷導致嚴重惡果,包括各地天災頻傳、基礎設施網路中斷、儲水嚴重不足造成鄉野生計無以為繼等;動亂迫使大量人口流離失所,爭奪稀有資源引發族群間緊張關係,經濟重創則造成許多政府的財政與政治危機。

 透過上述的「壓力測試」,得以預測國與國和國內衝突的未來趨勢。在4個替代性選項中,只有2項顯示超過「基線」,可能引發國與國衝突的趨勢:全球大蕭條與中共修正主義抬頭。前者可能急遽提升國與國戰爭的可能性,且可達後冷戰時期之規模,惟仍低於先前年代的歷史高點。反觀,中共修正主義抬頭的情況,則可能將戰爭規模,提升到幾等同於上世紀某些最暴力時期的景況,雖然仍不如2次世界大戰的水準,卻與冷戰早期(顯然包括韓戰)相去不遠。

 至於國內戰爭部分,僅有全球大蕭條凸顯出可能性;該情況引爆國內戰爭的可能程度,與蘭德公司模型後冷戰早期的預測高點等量齊觀。此一發現顯示,長期的政治與經濟趨勢(例如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和民主逐漸落實),確實是種正面能量,可抵消長期衝突預測中的大多數(但並非全部)短期危機。

 衝突趨勢對美國國防政策影響

 上述4項極端的想定,只不過象徵未來美國決策者可能遭遇處境的一小部分。整體來說,致命的政治衝突正逐漸減少;以戰爭與和平的主要肇因來預測趨勢,相關衝突在未來數10年亦將持續減少。再以最糟狀況想定予以檢視,儘管存在較當前程度更嚴重的暴力可能,也不見如上世紀武裝衝突般惡劣程度的情況。

 然而,相關研究的發現對於國防政策之意涵並非如此直截了當。無論是國與國衝突,抑或是國內衝突,未來的預測都顯示下降的趨勢,然此不代表軍力的需求也同步降低。

 首先,衝突的趨勢並非直線。儘管過去數十年間,武裝衝突的趨勢「平均」下降,但仍有數個時期在相對和平後突然出現武裝衝突的高峰。就算以長期觀之,致命政治衝突的可能性降低,也不代表在某年,或甚至數年不會發生。美軍係針對迫切危機,而非只為了「平均」程度威脅而建軍備戰。

 其次,雖然全球的武裝衝突規模正緩慢下降,然不同區域的趨勢差異甚大。許多對美國較不重要的區域,正是武裝衝突預測降幅最大者;反觀如中東等歷來對美國至關重要的區域,模式模擬仍顯示其可能在未來世代維持高度不穩定的態勢。最糟情況想定的解析,指出東亞的政治關係可能在未來數十年間發生重大變化,另近期俄羅斯的動作,亦恐引發在歐洲造成武裝衝突之疑慮。

 第3,即便武裝衝突持續減少,該事實也未必代表美軍的需求得以降低。事實上,儘管後冷戰時代較少武裝衝突,美軍因應軍事干預而部署地面部隊的頻率卻顯著升高。

 最後,美國的軍事絕對優勢或許就是武裝衝突降低的部分原因。研究顯示,美軍前進部署態勢與核武戰力,若干程度嚇阻國與國衝突。美國做出的許多幕後貢獻,諸如創立與支持國際機構和常規(部分崛起強權意圖挑戰者),同樣也發揮無形效應。運用統計資料而執行的模式模擬,無法全面檢驗美國軍力的嚇阻效應,但局部試驗確實顯現出美軍戰力在遏制武裝衝突趨勢的重要性。美軍架構與軍事干預的影響力,以及美軍戰力在維繫國際體制和常規的非直接效應,都有待進一步研究,這對了解美國防力量在更廣泛穩定模式的全面效應,具備至關重要的意義。

 趨勢顯示,美軍在嚇阻常規衝突,以及反應其他強權發動的代理人戰爭上,將持續扮演重要角色;其同時具備非直接功能,有助於降低未來武裝衝突。美國防部透過軍對軍交往或其他形式的國防合作,希能增進夥伴國軍隊的戰力與投入程度;根據蘭德公司與其他許多類似研究,此舉有助於其他國家做出正面貢獻、促成多方和平行動、嚇阻國家政權的武裝挑戰,提升軍民關係並強化民主作為,進而降低衝突機率。

 對美陸軍而言,研究結果格外重要。欲嚇阻國與國挑戰並降低衝突機率,美國勢將陷入國與國代理人衝突之中,故美陸軍必須針對國與國衝突、對抗不同國家行為者預作準備。分析報告另顯示,未來的陸軍作戰行動較可能是國內衝突的干預作為,且須確保能在典型的社群間作戰環境(指不同種族與隔離體制)因應衝突與動亂。

 武裝衝突的持續、逐漸減少趨勢,部分取決於美國仍在國際體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假定。美國稱霸的時代,顯然也是致命政治衝突事件較少的時代(儘管世界仍爭議不斷),然這或許不僅是一個巧合。持續對開放經濟秩序,以及衝突和平解決機制的全球常規抱持承諾態度,係一重要因素;但美國必須持續投資國防戰力,方有助於維繫國際秩序,此乃同等重要之條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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