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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韜略

【寰宇韜略】終結全球秩序危機 消弭世界不安(下)

◎馬曉鈴(譯)

(接上文)

 如果說今日的中東身處危機,實在是可笑的輕描淡寫;這一地區正遭受著如歐洲在30年戰爭中所遭遇的大崩潰。在阿拉伯半島、伊拉克、黎凡特和利比亞都發生重大的軍事衝突;幾乎整個地區都有不同程度的暴力不安。這種不安和衝突反過來又受到了非國家行為者如「伊斯蘭國」(IS)和基地組織的助長,並且像磁鐵一樣招致該地區30年來首見的大國競爭。與此同時,該地區的不穩定已經蔓延到鄰近地區如歐洲,難民潮和恐怖攻擊嚴重擾亂了歐洲大陸的政治局勢。

 近年來,全球治理在一些議題上運作得相當好,比如控制2007至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對付非洲之角的海盜威脅;甚至啟動倡議以解決氣候變遷問題。但在其他新出現的問題上,如網路間諜和網路戰所構成的威脅,在保護人權與國家主權必要性之間取得平衡,使受到經濟與科技打擊的社區和人民感受到全球化益處等這些跨國問題的複雜性,似乎超過了現有體制和機制的處理能力。

 近年來,由於美俄地緣政治競爭阻礙了911事件之後出現的那種合作與交流,國際上合作打擊恐怖主義遇到了更大的障礙。自從俄羅斯入侵和吞併烏克蘭,兩國間的情報和軍事合作急劇縮減。同樣,美國和中共之間尖銳的對峙只加劇了北韓核問題的棘手程度。最後,大國衝突也造成發展網路空間的國際規範工作更加複雜。事實上,從俄羅斯和中共對美國基礎設施和系統的駭客攻擊(包括俄羅斯大膽影響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結果),可見網路空間已成為一個愈來愈有爭議的地緣政治競爭場域。

 內部問題

 然而,這些破壞正被當代全球政治的第5個重要特徵所擴大,即後冷戰體系主要維護者之政策和意圖的不確定性。

例如,看看歐洲的狀況。歐洲盟國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在歐洲其他地區維護國際穩定與提倡自由制度的最重要夥伴。然而,歐洲現在正遭受著沉重且不斷加劇的委靡。歐盟(歐洲的基本凝聚力)的命運是不確定的,因為英國即將脫離,還有整個區域強烈反對整合的情緒高漲。在表面上的統一之下,其實歐洲在地緣政治問題上的分歧愈來愈大。例如希臘和義大利敦促與修正主義的俄羅斯關係正常化;最近的民調也顯示,在北約成員國中,如果位處最東的夥伴受到攻擊,許多國家不見得有意願前來協助。心胸狹隘的政黨和運動不斷增加,部分原因是移民和難民潮等問題,而民主作為往往面臨失敗。

 那麼美國呢?冷戰後的制度始終取決於假設美國將繼續大力支持開放、正面的全球秩序。但美國的領導地位現正面臨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這場危機的根源可以說比許多觀察家認識到的更深。在2013年,大多數美國人(52%,是幾十年來最高)認為美國應該「在國際事務上管好自己的事就好,讓其他國家去處理他們自己的事。」

 更近期的,美國領導地位危機在總統選舉時展現出來,1位候選人的競選語言,講到全球化及相關議題激起國內不滿,誤導指稱貿易是流離失所勞工和國內經濟不安的根源,並且還批評美國盟友為寄生者,誣陷美國一直以來的國際責任是傻瓜賭注,讓其他國家占美國便宜等等。 

 它很可能會促使那些不再認為美國的安全承諾是無懈可擊的盟友兩邊討好,從而削弱這些聯盟的凝聚力,同時加速了東歐與東亞的地緣政治動盪。也可能會導致美國在中東的安全夥伴尋求替代的資助者,作為萬一美國撤軍的保險,或可能加速像歐盟這樣的自由主義體系崩潰(這個聯盟似乎特別讓川普政府感冒)。它還可能會激起挑釁者更尖銳的修正主義,認為對他們不利的掌控力量不再懷抱共同目標或統一合作。

 結論

 這裡提出的每一個議題都很難個別解決—面對再起的俄羅斯,或是重建美國國內對全球主義的支持,都是巨大的挑戰。提供充分詳盡的政策建議超出了本文的範圍,這裡主要是提供正確處方所需之診斷,不過我們願意提供3個初步觀察。

 首先,如果認為當前的挑戰不可承擔,退至捍衛美國而構築自身堡壘,或是回到二戰前美國國安界奉行的大陸主義(continentalism),則是嚴重錯誤。現在還無法確切地說,上述的趨勢和發展在國際秩序結構上,終將證明哪些是暫時而哪些是永久的。此外,如果美國退出國際體系,亦無法減輕或隔絕美國處於目前的混亂和修正主義;而只會加劇其破壞趨勢,增加這趨勢對美國本身造成破壞性的可能。最後一點,相較其對手和挑戰者,美國擁有許多相對優勢,這些優勢仍然賦與美國塑造國際體系的龐大能力。這是決策者的政治手腕,是利用對手的弱點及將國家優勢最大化的一門藝術。川普總統是否願意做出這樣承諾還有待觀察,因為他似乎對美國弱點的擔憂高過其本身的優勢。

 其次,要做出這樣的承諾,就必須正視美國大眾是否願意維持這樣一個角色之問題。它應該有許多理由願意這樣做;正如我們在其他地方說過,美國在全球扮演之角色的成本實際上就歷史標準來看是負擔得起的,而且遠低於它撤出全球參與所須支付的代價。支持強大的美國國際主義是否能取得共識還有待觀察。清楚的是,支持如此傳統的人如果要推動繼續參與,就必須回到最初的原則;必須再次闡明美國國際主義長期以來認為理所當然的政策和安排之基本邏輯為何。反過來看,這項推動需要一個願意承認和押注美國人民與國家的堅韌和能力的領導人,也需要了解並認定究竟美國為何能從過去到現在持續偉大的因素。

 第3、也是最後一點,要解決當前的情況就需充分明瞭美國所面臨的遭遇。二戰以來,美國領導的整段歷史顯示,美國的帶領與自由國際體系本身都有能力在必要時進行改革和重生。正如我們所說,現在要想再這麼做,需要便不只是針對特定政策採取具體政策而已。而是需要更廣泛的理解自後冷戰時代以來,全球政治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以及何種特定問題或危險是根源於這一結構變革。唯有準確診斷當前國際環境的本質完成後,才能運用必要決策工具和政治勸說進行建設性地問題解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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