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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論壇

【兩岸論壇】中共設國際商事法庭 難與全球融合

中共意識到「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已造成國際社會的質疑,甚至將引發國際商事爭端,從而積極組建國際商事法庭。圖為屬於中國大陸最大海運商「中遠集團」的貨櫃。(達志影像/路透社)
中共意識到「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已造成國際社會的質疑,甚至將引發國際商事爭端,從而積極組建國際商事法庭。圖為屬於中國大陸最大海運商「中遠集團」的貨櫃。(達志影像/路透社)

◎黃秋龍

 由於「一帶一路」建設帶來國際社會的質疑,甚至將引發國際商事爭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今年1月23日,通過《關於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簡稱:《意見》),成為大陸籌設國際商事法庭的指導性文件,顯然中共制訂《意見》有其迫切需要。中共最高人民法院(簡稱:最高法)第一國際商事法庭、第二國際商事法庭,乃於6月29日,分別在廣東深圳、陝西西安正式揭牌。然而,大陸設立國際商事法庭,面臨國際保護主義與雙邊自由貿易的興起,能否與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相融合,仍待觀察。

 組建國際商事法庭意在實踐國家戰略

 國際商事法庭正式揭牌後,最高法隨即公布《關於設立國際商事法庭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規定》),就國際商事法庭的受理案件範圍、國際商事案件的界定、糾紛的解決方式等問題做出解釋,該《規定》並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規定》主要規制,包括:協議選擇最高法管轄且標的額為人民幣3億元以上的第一審國際商事案件;由3名以上法官組成合議庭,合議庭評議案件,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組建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選定符合條件的國際商事調解機構、國際商事仲裁機構與國際商事法庭共同構建調解、仲裁、訴訟有機銜接的糾紛解決平台,形成「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解決機制。概括而言,中共應對「一帶一路」爭端的戰略部署包括3大層面:積極組建國際商事法庭,進行國際法律服務倡議,以及宣稱「加強國際法治合作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遠」。

 中共應對「一帶一路」建設爭端及其挑戰

 一、法治建設仍存空白領域與不確定風險:

 今年8月27日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5周年記,指出:「在今年舉辦的一系列主場外交中,『中國』不斷展現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團結合作的意願和行動。」然而,同年7月2日,中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在「一帶一路」法治合作國際論壇開幕式上,對「一帶一路」的法治建設,向國際社會宣示:「包括盡快建立訴訟、仲裁、調解有機銜接的『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服務機制,妥善化解糾紛,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搭建『一帶一路』法律領域的信息共用和大數據服務平台,為開展合作提供更好法律諮詢服務。中共「外交部」正在建設國家條約數據庫,建成後將極大便利『一帶一路』參與國企業和公眾查閱條約信息。」從王毅對「一帶一路」的法治建設表述之內容看來,顯然其中還存在著需要及時填補的空白領域,包括:一方面,必須更新有關條約,以及進行規則聯通和協調對接,才能基本實現大陸與國際規則的全面接軌和國際標準內國化;二方面,仍有賴「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服務機制,才足以「應對各種不確定性風險和挑戰」(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黨輪替風險、恐怖主義跨境危害、戰略能源安全問題等)。

 二、中共面臨國際商事爭端解決的新生態衝擊:

 中共最高法民四庭庭長張勇健表示,最高法正在積極籌建國際商事法庭,意在為「一帶一路」建設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並推動訴訟、仲裁、調解三位一體的多元化爭端解決機制的建立。成立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也是在培育國際爭端解決與國際法律服務的一種新生態。因此,需加強配套環境建設,包括相關硬體設施建設、法律制度的改革完善以及理念理論的更新與提高。然而,各國國際商事法庭實務都有其特殊規制。2015年成立的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到目前為止已結案20餘件。儘管受理案件數量不算多,但是當事人所涉國家範圍較廣,除亞洲地區還涉及歐美國家的當事方。德國聯邦議會將適用的《引入國際商事審判庭的立法草案》,則係國際商事法庭另一種獨特規制。亦即,德國州中級法院、州高級法院,以及聯邦最高法院將可全面引入國際商事審判庭規制。可見,各國對案件繫屬與管轄權等規制,還存在不同的特殊性,也將考驗「中國元素」國際商事法庭所謂訴訟、仲裁、調解三位一體的多元化爭端解決機制,能否與國際商事法庭規制相融合。

 三、中國大陸與英美法系仍有適用或融合問題:

 英美法系國際商事法庭,顯示出比中共法院在程序、證據等規則方面的更多靈活性。其中最普遍的趨勢乃是,各國國際商事法庭幾乎均引入英文,做為當事人可選的訴訟語言。從法官構成來看,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法官有新加坡法官,也有國際法官。後者有來自英美法系國家,也有中國大陸法系國家,包括大陸與香港法官。判決個案中,至少都設有1名國際法官。至於,荷蘭和德國則仍以本國法官為主體。

 再者,依據《意見》規定,中共最高法係組建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的主導機關,包括大陸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專家學者,以及來自不同法系、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專家委員組成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其等僅能扮演專業諮詢或程序輔助的角色。然而,卻未必能充分使用英文,更不可能擔任國際商事法庭的法官。由於,中共對具有國家主權管轄意義的法治規制,向來多採保守與保護立場,故而理應會以使用正式語言(中文)與擁有審判主體,做為其國際商事法庭規制。中共未來欲實現國際商事法庭運作,仍會與國際仲裁規制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磨合關係。

 結語

 中共顯然意識到「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已造成國際社會不同程度的質疑,甚至將引發國際商事爭端,從而積極組建國際商事法庭。其中政策意涵,既必須更新有關涉外條約,進行規則聯通和協調對接;同時也要應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黨輪替風險、恐怖主義跨境危害等不確定性風險和挑戰。然而,中共積極組建國際商事法庭,也只能受理平等商事主體間在貿易、投資等領域爭議,尚不足以受理國家之間的投資、貿易爭端,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投資爭端。可見,即使中共以組建國際商事法庭,企圖形塑國際話語權與主導議程制訂,卻仍有相對侷限性。

(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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