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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續論五四精神

◎王漢國

 本專欄於上週以「五四」為題,省思這場運動對一百年來中華文化、思想和歷史所造成的深遠影響,今就其相關議題略作續論。

 常言道:「黃河九曲,終必東流。」此話具有雙重含義,一者,提示人類思想的發展多是依循曲線原理來進行的,它有如河水繞境般變化多端,莫測高深。另者,則在說明不論人類的思想觀點如何對立,或彼此爭辯如何激烈,最後「總是向東海奔流的」。

 走過從前,回顧「五四」百年來方方面面的激盪翻騰,不容否認,對於中國思想文化上的衝擊,乃至社會價值觀念的改變,實可謂既深且鉅。周策縱先生於一九六○年出版的英文名著《五四運動史》,即已清楚勾勒出其所帶來的思想上「啟蒙與反啟蒙」的辨證關係。故有不少人士視「五四」為一場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運動,自不意外。

 托爾斯泰於詮釋革命之義有云:「革命者,人類共同之思想感情遇真正覺醒之時機,而一念興起欲去舊惡就新善之心覺變化,發現於外部之謂也。」準此,則「五四」運動的重要意義,即在於「心覺變化」之後對一切價值的「重估」。然所謂的「重估」,乃是指重新評估傳統文化的現實價值,而斷非否棄傳統的一切。

 反觀國內對於文言文與白話文孰優的問題上,已爭辯多年,尚乏定論。其實,對「五四」運動的先驅來說,他們的態度反而十分明確。僅就表達感時憂國的思緒而言,舊詩文的感染力絲毫不遜於新詩體,若將舊詩體視為「文學革命」的標靶,甚至視為「五四」運動的討伐對象,毋寧說是一種積非成是的不實之論。

 「文言自有時代,白話亦非無古今。」這是一九二五年學生領袖之一的瞿宣穎在〈文體說〉專文中所提出的看法。而中研院院士鄭毓瑜在〈詩國革命〉中的剖析,更是一種自覺後的叩問。譬如,區分「新∕舊」文學,是否表示新文學就可以完全脫離傳統的影響?胡適「文學革命」的核心─提倡白話,但文∕白二分的說法,又意欲何為?

 基此,筆者認為「五四」百年,吾人對其所呼籲的「啟蒙」、「覺醒」或「新生」皆不應採「斷裂式」思維來做評斷,反而應視為人文思想上的積累、擴大與化合,同時也是傳播新思想、創造新文學、普及新語言的一次難得的機遇。

 若然,則「五四」所強調的「啟蒙與救亡」精神,才能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散放其時代的光與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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