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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論壇

【兩岸論壇】中共黨國體制 難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

「反送中」運動,反映出香港人長期以來對中共法治建設缺乏信心。(達志影像/路透社)
「反送中」運動,反映出香港人長期以來對中共法治建設缺乏信心。(達志影像/路透社)

◎黃秋龍

 今年7月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簡稱:《意見》),宣稱「積極為國家重大經貿活動和全方位對外開放提供法律服務。促進和支持仲裁機構參與國際商事爭端解決。」然而,卻仍存在諸多外部難題,包括:香港因為「反送中」運動,使其做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構想仍有變數;捷克政府以我國電信詐騙犯,將受到非人道待遇而回絕中共遣送要求;瑞典最高法院,亦對涉嫌貪腐的河南官員喬建軍,以可能會因其政治活動受到迫害,而拒絕中共將其遣送的請求。可見,中共法治條件仍備受國際質疑,其所謂的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還存在多項難題。

 公共法律服務體系 內外難題複合

 從《意見》的「主要目標」看來,無非要為解決大陸長年來的城鄉差距,《意見》宣稱:「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蓋城鄉、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現代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接續則謂邁向依法治國與國際規則接軌,揭示:「到2035年,基本形成與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目標相適應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

 然而,中共「黨國」體制衍生缺乏依法治國能力、難與國際規則接軌,以及迫害基本人權,向來最為世人所詬病。習近平主政以來,宣示要邁向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事實上,從外部觀察者角度看來,識者更關切中共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之動向。因為,不僅攸關美「中」貿易,與國際商事爭端如何解決,也將對我國利益造成影響。再者,香港「反送中條例運動」所帶來的不安定情勢,勢必會衝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做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構想。

 檢視《意見》有關「促進公共法律服務多元化專業化」可以發現,中共法制仍存在難與國際規則接軌的急迫性。包括,仍然必須「積極為國家重大經貿活動和全方位對外開放提供法律服務」。急迫工作則需「進一步擴大對外公證合作領域」,例如「建立完善涉外鑑定事項報告制度;整合仲裁優勢資源,促進和支持仲裁機構參與國際商事爭端解決;充分發揮司法協助管道作用,切實加強國際執法司法合作」。甚至要加強與「一帶一路」國家法律事務的交流與合作;並加以落實「完善涉外法律服務機構建設,推出國家和地方涉外法律服務機構示範單位(項目),培養在業務領域、服務能力方面,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涉外法律服務機構。」事實上,從當前香港情勢觀察,中共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內外部難題,是相互複合的。

 香港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存變數

 「反送中」不僅具體說明香港基於普通法的法律制度與中共「黨國」體制社會主義法制的巨大差距,也反映出香港人長期以來對中共法治建設缺乏信心,自然對《逃犯條例》產生戒慎疑慮,甚至以遊行示威運動加以排斥。因修定《逃犯條例》誘發的「反送中」運動,不僅說明香港立法體制幾近於破產,7月1日占領立法會「破壞行動」,已破壞香港和平理性法治的良好形象,讓不同立場的市民失去法治信任,引發社會對立撕裂。

 此外,其所衍生的政治不確定性,已伴隨著投資下滑與資金外移現象。一方面,境內外投資人對香港政府能否維持有效管治將抱持疑慮,對香港堅守法治的信心也勢必動搖,既影響香港競爭力下降,也危及其經濟發展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因為衝突升級,使人憂慮背後或有更大政治目的,其複雜程度已超出正常人可評估能力。然而,香港富裕階層(擁有1千萬至2千萬美元個人資產者),正努力尋找讓資金快速撤離香港的途徑。其中,享有高度資金流動自由度、高度理財管理軟體、資訊流通極為自由發達的新加坡成為首選,而非大陸地區。據稱新加坡政府曾勸說當地金融機構,不用太著力爭取港資與企業轉移,以免遭受「趁火打劫」物議。可見,「反送中」看似陸港內部問題,事實上卻與外部因素相互複合。意謂中共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將香港設定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構想,仍存在變數。

 中共與英美法系仍有適用或融合問題

 2018年6月29日,中共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國際商事法庭,分別在廣東深圳、陝西西安正式揭牌,象徵「一帶一路」建設的海路與陸路兩大指標城市。由於「一帶一路」建設始終帶來國際社會不同程度的質疑,甚至將引發國際商事爭端,中共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乃於同年1月23日,通過《關於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成為中共籌設國際商事法庭的指導性文件,顯見對建設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有迫切需要。

 然而,各國國際商事法庭實務都有其特殊規制。就2015年成立的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而言,到目前為止,僅結案20餘件。儘管受理案件數量不多,但當事人所涉國家範圍較廣,除亞洲地區,還涉及歐美國家的當事方。德國聯邦議會將適用的《引入國際商事審判庭的立法草案》,則係國際商事法庭另一種獨特規制。也就是說,德國州中級法院、州高級法院,以及聯邦最高法院,將可全面引入國際商事審判庭規制。可見,各國對案件繫屬與管轄權等規制,還存在不同特殊性,也將考驗中共國際商事法庭所謂訴訟、仲裁、調解三位一體的多元化爭端解決機制,能否與國際商事法庭規制相融合。

 再者,以目前中國大陸國際商事法庭,尚處於初級階段看來,若要與國際商事爭端解決的新生態相互融合,只能受理平等商事主體之間在貿易、投資等領域產生的爭議,仍尚不足以受理國家間的投資、貿易爭端,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投資爭端。即使中共最高法院組建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成員包括大陸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專家學者,以及來自不同法系、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專家委員,組成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其等卻僅能扮演專業諮詢或程序輔助的角色,更不可能擔任國際商事法庭的法官。另,中共對具有國家主權管轄意義的法治規制,向來多採保守與保護立場,理應會以使用正式語言(中文)與擁有審判主體,做為其國際商事法庭規制。

 結語

 中共面對內部發展與外在情勢,仍不斷調整「一帶一路」建設部署,對內在堅決維護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向外則為中共改革發展穩定營造良好外部環境。其所驅動的新興動力與方向,除既有經濟建設手段外,顯然朝向推出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等公共產品,才足以「支持各地方同沿線國家開展交流合作」。再者,從關乎習近平政績的現實角度看來,「一帶一路」建設也讓港澳地區扮演「一帶一路」建設前沿基地角色。然而,近期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不僅衝擊習近平統治權威,以及大陸內部發展所需要的外在安全氣氛,甚至斲傷香港做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形象聲望。

(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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