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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韜略

【寰宇韜略】俄「中」惡意社會操弄 危及各國安全(中)

◎黃文啟(譯)

(接上文)

 由歷史了解社會操弄背景

 目前某些國家操弄輿論的作為及行為,雖僅為既存宣傳、假訊息與公共外交手段的最新形式,但充分證據顯示,新興科技極可能促成更強的宣傳與假訊息活動及能力。現代社會操弄行為,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都以正式且有系統的宣傳活動,鼓動民意支持戰爭。「公關之父」伯內斯在1928年的著作中,就曾將宣傳描述為「有意識且聰明地操弄群組的集體習慣及意見」。其認為宣傳專家根本就是「真正掌握國家統治權力的無形政府」,他認為,要人們去針對上百萬議題做出決定,太浪費時間,所以最好是由宣傳人員透過說服行為來代勞。此一基本概念在於,人們都是受到自己完全不知的無意識動機所誘導,而宣傳人員的工作,就是操弄這些無意識取向,來形塑群眾行為。今日特定社會目標族群的概念,即是由此而來,宣傳的對象,並不是個人,而是「相互關連團體組合」的成員,同時特別置重點於說服社會團體中,那些擁有不成比例影響力的意見領袖。

 另一項經典宣傳理論,來自法國學者依路在1965年的著作,其所提出之數項原則,後來成為評估社會操弄作為的常見方法,而其中一項就是宣傳,並非用於改變人們的想法,而是利用既有認知激發行動。依路認為,改變個人根深蒂固的理念非常困難,因此,宣傳必須利用人們的團體身分,凸顯其意見並促成其行動,重點在於找出社會中,可以被激發的特定團體。

 冷戰期間,蘇聯集團的情報機關則較為重視運用欺敵行動,影響特定人士與政府的意見與行為。其所採取之主動措施,包含媒體控制與操弄、散布文字和口語假訊息、運用其他國家共產黨和外圍組織、地下無線電台廣播、經濟操縱、綁架、準軍事行動,以及協助游擊團體與恐怖組織等。這些主動措施的基本目的,在於削弱以美國為首的蘇聯敵人,以利於全球各地宣揚蘇聯觀點,並拓展其利益。蘇聯在數十年的主動措施行動中,進行過無數假訊息行動。例如,在1984年夏季奧運期間,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就曾向20多個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代表團,傳送以三K黨為名之偽造種族仇恨信函。其亦曾散播美國將拉丁美洲兒童抓去國內進行器官摘除的假報告,試圖引爆拉美地區的反美情緒。但最為惡名昭彰的假訊息宣傳行動,則是發生在1980年的「感染行動」(Operation Infektion)。此次假訊息讓人們誤認為愛滋病是美國生物戰武器實驗的產物,也是利用既有迷思做為假訊息工具的經典例證。因為在KGB進行這項假訊息操弄前,外界早已傳說愛滋病是美國政府所創造,所以,毋須耗費太多心力即可收到效果。1988年時,這項陰謀論已在80個國家的200多個期刊出現過。1992年所進行的調查則發現,15%的美國人認為愛滋病病毒「很可能」或「確定」是在美國政府的實驗室產生。蘭德公司與全國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中心所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此種迷思在經過20多年後,仍在非裔美國人團體中流傳。受訪者中近半認為愛滋病毒是人造的,而26%則認為愛滋病毒來自政府實驗室,12%則認為製造與散播此一病毒的是中央情報局。

 針對早期惡意社會操弄的研究發現,此種行為很難打入其他社會。但對內的是類宣傳則非常有效,尤其是那些可以控制資訊傳播環境的集權國家,過去鮮少有在其他國家運用惡意社會操弄,而能獲致重大戰略效果的例證,但日新月異的科技卻可能提供惡意操弄者空前強大之能力。從蘭德的「事實腐化」(Truth Decay)研究中發現,美國從1880至1890年代的「黃色新聞」、1920至1930年代的「爵士新聞」和羶色腥新聞,到1960至1970年代的挑戰既有認知行為,各期間所產生的現象多半來自社會與政治動盪,影響公共議題判斷。因此造成錯訊息到主動假訊息等事實腐化現象擴大的主因,其實是民主制度更深層問題的後遺症。換言之,社會操弄行為的效果,完全取決於社會本身的脆弱程度,侵略者無法完全操弄政治生態,他們只能利用政治趨勢所造成的現象。中共與俄羅斯利用其他國家社會及資訊傳播的漏洞與歧見進行滲透,正反應出此一事實。

 俄羅斯的惡意社會操弄戰略

 俄羅斯刻意掩飾負責執行社會操弄作為的個人與機關,導致很難從公開管道揭露其身分。即使已知的網路惡搞團體,也不見得是由俄國政府所贊助。因此,有人認為,這些網路惡搞團體,可能只是吸引西方記者與分析家注意力的次級團體,以便使其忽略主要社會操弄作為。甚至連「網路研究局」(IRA)等組織,都可能只是龐大秘密運作組織的一小部分。

 對於克里姆林宮而言,對外的社會操弄作為,與內部訊息控制是全般資訊戰不可切割的2個環節,皆是俄國當局確保其統治地位與利益的戰略手段。因此,該項優先要務的重點便是「確保國家資訊空間不出現任何漏洞」。俄羅斯的惡意社會操弄戰略,係由完整的國家及民間網路負責執行所有必要行動。

 惡意社會操弄非單一組織所為 

 俄羅斯的社會操弄戰略,並非由上而下的決策與執行體系,而是由複雜的國家機關,以及非國家團體網路負責設計與執行,其包含了克里姆林宮高層、國安機關、私人團體,甚至與俄國當局關係密切的個人。某些決策雖可能來自克里姆林宮高層,但大部分行動實則來自爭取自身利益及地位的諸多機關團體。某些人也可能為了獲得財富或單純愛國心,而採取是類行動。還有如「維基解密」等國外意識形態反叛人士或團體,亦可能在無意中,成為莫斯科當局社會操弄戰略的代理人。

 正是如此,集中而又分散的體系,讓俄國當局可以輕易否認其涉及惡意社會操弄。蘭德公司在訪查時發現,被西方世界視為背後黑手的俄國總理蒲亭,雖然被美國情報機關公開點名為涉入2016年總統大選的指使者,但從公開資料中,卻完全無法確認其真實性。因此,在這個無比複雜的運作體系中,過度強調蒲亭的個人角色,反而可能忽略了其他重要的策劃與執行機關。同時更無法真正看出這些彼此競爭影響力、利益與資源的政府官員、情報機關、私人團體,以及個人在俄國惡意社會操弄戰略中的角色和功能。因此,蒲亭或許主導全般戰略方向,但實際推動此一戰略的所有組織分子,仍有必要深入進行分析。(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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