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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韜略

【寰宇韜略】軍事現代化 戰略效能重於致命性(上)

◎李華強(譯)

 軍事現代化,是全球各國軍事組織戮力追求的重大發展目標。然在國家利益、政治訴求,與戰略效能的多重考量下,各國提升戰力的走向卻未必符合實需,尤其是一味追求更強致命性的迷思。美國防大學借新加坡之例,分析軍事現代化的挑戰本質、戰略重要性,以及戰略發展的特性與訴求。本報特譯介如後,以饗讀者。

(編按)

 前言

 2019年2月,新加坡國防部向國會提出2019-2020年新加坡武裝部隊預算案時,發表一圖表解釋最近期的武獲提案。其中以德製219型潛艦和預劃向美採購的F-35戰機最具代表性,期能打造出「在所有領域更具致命性」的新一代新加坡武裝部隊。反觀軍事強權美國,《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總結報告:強化美軍力優勢》強調,致命性是美軍根本基礎,且不可或缺的元素;事實上,不過11頁的文件中,「致命的」與「致命性」一詞,就出現16次之多。

 當軍事組織推行現代化計畫時,想當然希以更優異之戰力取代既有者。優勢的必要(未必是充要)條件,不難推想是強化致命性,後者也確實構成軍事組織冀求戰略效應的一項必要條件。確實,世界各國軍事組織之存在目的,係保障其國家安全;平時要嚇阻敵對國家發動戰爭,戰時則須擊潰進犯之敵。這2項任務並非互斥,畢竟「預防戰爭的最佳作法,就是能打勝仗。」值得探討的是,致命性與戰略效能的關聯程度,因為後者代表能贏得戰爭的能力;換言之,儘管現代化係打造出一個致命性,更勝以往的軍事組織,但強化的致命性未必能擔保戰略效能。

 科技發展與致命性

 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教授布贊在其著作《戰略研究引言:軍事科技與國際政治》(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主張,武裝動態(arms dynamic)概念的表徵之一,就是軍事現代化進程,其驅動元素有3:國家與其假想敵之間的行動/反應動態關係;國內結構問題,但與其假想敵的行動/反應動態未必全然連動,以及與前兩項有關的科技迫切要務。耐人尋味的是,布贊與海凌在1988年合著的《國際政治的武裝動態》(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中,重新檢視上述「武裝動態」概念,並修訂其驅動元素為2項,亦即行動/反應與國內結構,以及武裝動態確實存在時身涉其中的科技。

 上述有何重要性?此文試圖建構的主張即假定,科技在形塑軍事組織現代化時,扮演日趨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歸為驅動力量抑或扮演背景條件,科技的範疇日漸複雜,且許多非必然攸關軍事科技,亦可造成戰略影響,包括電腦運算、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自主能力、機器人、導能、超音速、生物技術等。

 鑑於任何軍事組織的終極目標,係保障國家免受外部(有時是存在的)威脅,追求「更佳的」武器系統確屬自然且必要;軍事科技發展採行的道路想必是「更佳」,典型的作法,則是強化致命性,現代科技則讓現行武器更為致命。沙漠風暴戰役後,當時的美空軍參謀長麥克皮克就主張,此役證明美軍須強化其致命戰力,大舉投資在價錢低廉,且可大量獲得之全天候精準導引彈藥。即便是未偏重於特定軍種的《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總結報告》,同樣鼓吹著重於致命性的信念,勾勒出未來戰場的場景:更加致命並更具破壞力…結合全般領域,更快速達成,並施加在那些企圖優化其鎖定攻擊我方戰鬥網路與作戰構想,並「運用其他不見於公開戰事的競爭優勢俾逞其目的(如資訊戰、模糊或否認的代理人作戰,以及顛覆行動等)」之競爭者和敵對勢力。

 致命性是一系列因素造就之功能。其中最顯著直接的因素,就是「精準感測和鎖定能力」,俾利於我方先「看見」敵方,進而對其施加致命火力。若結合更佳準確度,則可確保先「偵知」敵方,係現代武器系統成本日趨高昂下一重要考量因素。

 值此一電腦網路與聯合軍事作戰當道的世代,「數據鏈路和頻寬」則是第2重要的致能因素。其重要性在於促成軍事組織擺脫傳統的跨軍種藩籬、行動協調一致,得以陸、海、空載台發射任何可用武器系統接戰敵軍。

 第3個因素是「存活力」。重要處在於,若我方武器系統的存活力較敵方為佳,就代表我方的軍事組織較對手更具致命性。

 美國自認其軍事組織「未具備得天獨厚的取勝能力」,故必須成為「更具致命性、韌性十足,並能快速創新的聯合部隊」。對於軍事組織的平時與戰時功能而言,致命性具備戰略必要性。在平時,軍事組織尋求勸服(更精確說是嚇阻)敵方對其國家發動敵對軍事行動;在戰時,軍事組織冀求的是擊潰敵方(更精確說是對敵取得戰略勝利)。「更致命武力」則能「維繫美國的影響力,並確保有利於己的權力平衡,捍衛自由與開放的國際秩序。」然無論是嚇阻或是戰略勝利,都是不無疑問的構想,且均未必由致命性所驅使。(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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