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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韜略

【寰宇韜略】軍事現代化 戰略效能重於致命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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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強(譯)

(接上文)

 軍事現代化的問題與限制

 面對任何軍事現代化計畫,決策者與軍事規劃者都必須針對下列至少3個互斥影響,然最終將形塑軍事組織的問題,從中尋求一種微妙平衡的解答:

 誰是可能的假想敵或安全威脅?決策者和軍事規劃者何以認定?一開始,國家有必要判別或視情況優先排序,其在未來可能面對的威脅。然而,要判別假想敵或安全威脅並非易事,因為國家決策者與軍事規劃者遂行流程的考量(此文假定2項主要考量:歷史和地緣關係),至少在本質上就可能互相矛盾。

 回顧國家歷史,尤其是軍事史,即不難得知該國潛在的假想敵。在國家戰略文化形塑的複雜氛圍中,歷史是一項關鍵元素,有助於決策者判別國家的安全利益並確立安全政策;做為決策者和大眾的工具,歷史可供界定和了解所處情勢、解讀敵方動機,並在敵伺機而動時,提供國家實現其利益的方法與手段。當然,所謂的歷史,遠遠不僅是一種純然客觀的現實,絕非「一件接著一件的糟事」;反之,國家的歷史同樣攸關該如何解讀與了解客觀的過去,對決策者和軍事規劃者而言尤其如此。詮釋的過程,亦即合理化解釋國家歷史提供的客觀資料至關重要;誠如政治心理學闡釋。此舉,是決策者和軍事規劃者,如何理解其國家認同,以及該國在國際場合所扮演角色和職責之所繫。

 檢視新加坡的歷史,從1965年3月10日的麥當勞大樓爆炸案(指1963至1966年印尼─馬來西亞衝突期間,印尼恐怖分子發動之著名恐攻事件),到大馬政客屢次廢除星、馬2國1961至1962年水源協議等零星威脅,都指向星國的威脅來自於接壤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2014年,印尼海軍邦‧托莫(Bung Tomo)級巡防艦烏茲曼‧哈昂(Usman Harun)號,以1963年麥當勞大樓爆炸案的2名犯案水手名命名下水,引發星國政府不快;星國國防部長黃永宏表示,該事件恐將「雙方埋藏過往黑暗歷史章節的和解行動前功盡棄」,並將「重揭舊傷口」。

 上述引領出下列問題,怎樣的國家地緣條件,會對其安全評估造成潛在衝擊?地緣戰略學者普遍認同,無論是政治或軍事地緣關係,影響程度能形塑決策者和軍事規劃者的威脅認知。大多數情況下,正是地緣關係促使國家之間走向戰爭。地緣提供實際位處背景環境,戰略得以應運而生;例如,某國海岸線極其有限,自然不會費時考慮其海軍。相關地緣條件究竟如何影響國家間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地緣同樣影響,甚或驅動戰略規劃作為和軍事行動遂行;軍事規劃者則須考量可能衝突處的地形,以及在該環境下所需的軍力形式。

 如同國家歷史,國家地緣的戰略重要性,是一種客觀的真切現實,同時由心理與社會架構所組成。例如,無人反對新加坡是個蕞爾小國,但在戰略與外交方面,星國卻有無限可能。前星國外交官比拉哈里蒐整其時任星國外交部常務次長時,撰文與公開演說的合輯《新加坡不是一個島》,主張星國可透過機敏靈巧且堅實強韌的外交,擺脫或至少減輕其一個小國地緣現實的戰略影響。

 上述討論延伸出第3個問題,國家的軍事組織究竟需要哪些戰力,方能捍衛自身免受假想敵攻擊?針對此問題,存在2項限制條件值得注意。

 第1項限制,關係到國家可獲得戰力與科技。經濟不過是全貌的一角;財務成本固然重要,軍事開銷更不能拖垮國家經濟。新加坡首任國防部長吳慶瑞博士,就將此列為星國國防政策的基本原則。全球軍火交易的地緣政治考量,亦即戰力供需影響更為重要。若某國歷來都從美國或北約取得軍事戰力,則美國與北約自然視為有價值的盟邦。以星國為例,向來幾乎都從美國和北約取得軍事戰力,至少軍武輸出國在技術上扈從美國(星國自瑞典購入海軍戰鬥系統即為一例)。同時,星國或許在表面上歡迎各國軍方參訪,事實上其接待美軍訪問的次數遠超過前蘇聯、俄羅斯與共軍。新加坡與美國的安全合作,無論深度與廣度也都勝於任何其他強權。

 第2項限制,在於決策者與軍事規劃者就軍事組織需求的認知,以及該軍事組織的客觀需求(視其實際需求而定)之間可能存在落差。問題在於軍事組織的使命為何?該軍事組織的工作究竟為何?星國自獨立至今向來主張,新加坡武裝部隊橫跨三棲領域茁壯、維持,並精訓勤練,確保國家領土免受無論是實際或想像的存在威脅。儘管身為主權國家的新加坡,從未真正遭遇戰爭,但星國武裝部隊自1970年代起,即多次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及人道救援和災難救濟行動,從1970年前,東巴基斯坦(現為孟加拉)、繼2004年12月印尼海嘯後於米拉務的最大型救災行動,到2005年卡崔娜颶風與2017年哈維颶風赴美救援。星國武裝部隊亦從事反恐任務,從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到2016年成立一支全志願役高度戰備部署部隊,俾因應2008年孟買與2015年巴黎恐攻的經驗教訓。

 上述3個問題,凸顯該如何打造軍事組織的相互矛盾考量。換言之,國家獲得的軍事戰力形式,未必與決策者與軍事規劃者認知的不同威脅和安全挑戰全然一致。然而,一個理想的軍事組織,必須在這些潛在抵觸的考量和需求間,維持審慎巧妙的平衡。理想狀況下,國家面臨的威脅,以及軍事組織擁有的戰力之間,應具一致性;軍事組織從事的作戰行動,則應與國家面臨的威脅相符。此外,無論軍事組織如何壯大與維持,絕不能造成國家破產,方能成就戰略至當的軍事組織。然而,此種「戰略至當」軍事組織的概念,本身也存在問題。

 首先,國家未必全「合理化」取得軍事戰力;不乏前例顯示,某些軍武獲得情況,就與特定國家聲稱的威脅並不相符。以東南亞2國為例:1990年代,泰國採購航空母艦(現已取消搭載定翼機),以及馬來西亞決定同步採購F/A-18D與Mig-29戰機。就泰國而言,實難以想像任何威脅想定,需要部署航空母艦因應;迄今該艦也僅用於支援災難救助行動。大馬之例則證明,採購技術不相容的戰機,弱化了該國空軍協同作戰的能力;同時維持美系與俄系戰力,更是後勤夢魘。

 另須注意,針對上述任何問題與限制條件,絕無完美解答。誠如前文主張,國家的歷史和地緣關係是一端;國家決策者與軍事規劃者如何解讀安全威脅及挑戰,則是天平的另一端。歷史與地緣關係,都不是單一、客觀的現實條件,決策者如何詮釋國家的歷史與地緣關係,才是關鍵所在。此外,鑒於「認知」對於判定威脅與挑戰至關重要,就上述問題和限制條件的反應,都只是特定決策者與軍事規劃者的「理想」。換言之,針對單一客觀的現實問題,可能產生截然不同且相互矛盾的認知。最後,軍事組織並非一靜態實體,誠如布贊所稱的武裝動態概念;打造一個軍事工具不同於雕塑作品,須認清其為不斷改良的實體,要汰除老舊和過時的戰力,並獲取新戰力而更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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