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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韜略

【寰宇韜略】軍事現代化 戰略效能重於致命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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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強(譯)

(接上文)

 戰略是關鍵所在

 綜上,軍事組織應當或至少力圖以其戰略效能加以評估;換言之,軍事組織的能力,在於其能否達成國家訴求的政治結果。這些所望結果可以平時與戰時想定來探討。在平時,國家冀求的是維繫和平的安定;戰時,國家則希望克敵制勝。簡單說法,就如新加坡國防部的使命宣言:「透過嚇阻與外交來強化星國的和平與安全,並在其失效時,確保對敵取得迅速且決定性勝利。」

 歷來,戰略學者都不禁探討嚇阻與國防之間的分野。布羅迪(美籍著名戰略學者)在其1946年發表的《絕對武器》乙書,試圖探究核武器對於戰略與戰爭的可能影響時,提到「截至當前,我國建軍之主要目的都是贏得戰爭,從現在起則必須是避免戰爭,幾無其他用途」。辛德(美籍著名國際關係與戰略學者)則主張:「不同形式的軍隊,對於嚇阻和國防的貢獻各有不同。『嚇阻』與軍隊能否有效且省錢的戰鬥,並無直接關係。某支特定部隊,或能產生非常強大的嚇阻效果,卻不能提供有效拒止和減輕傷害的戰力;反之,相較於保疆衛土能力較差,且一旦動用恐招致極高戰爭代價的部隊,有助於國防者,或許在嚇阻力道上較弱」。

 對於非核武的軍事組織來說,對抗假想敵的宣戰與戰勝能力,係其能否在平時嚇阻敵人進犯的關鍵所在。只要敵認為,發動軍事行動的成本大於可能獲益,嚇阻就維持有效。在核武世界裡,成本議題毫無疑問地駭人,核爆蕈狀雲營造的強力印象,就是核戰後只有輸家,沒有贏家。在非核武情況,成本則取決於敵無從獲致最終所望,並能拒止敵逞其所求的嚇阻能力。

 回顧許多戰爭前例,軍力更強大且更具致命力的一方,戰略反而失靈無效。韓戰中,北韓與共軍的死傷超過聯合國部隊;越戰時,北越民眾和越共的陣亡人數,亦較美軍與南越軍人為高。誠如薩莫斯(美陸軍退役上校兼兵學權威)指出:「戰場上,美軍所向無敵,越共和北越正規軍在接連戰役中損失慘重;但在最後,是北越而非美國勝出。」相同模式在前蘇聯於阿富汗戰事,以及美國領銜對伊拉克與阿富汗出兵等更近期戰爭中重演。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致命性本身不能帶來戰略效能。具備科技優勢的一方(自可擁有更強大致命性),或可在戰鬥中取勝,卻未必能贏得戰爭。許多前例證明,有時係透過執拗、頑強,儘管戰役挫敗也絕不投降,就算敵占科技優勢也堅持抗戰,進而贏得戰爭。若果真如克勞塞維茨所言「戰爭是相互對立的意志衝突」,則戰爭係取決於哪一方先認輸。意志的關鍵重要性,同樣可應用在平時嚇阻,敵決定不發動攻擊,正是認為武裝衝突無助於取得所望利益。

 第2項世人應記取的教訓,係「至當戰略」乃戰略成功的要件─儘管戰略本身並非唯一條件。回顧過去,美國和前蘇聯就是因為欠缺至當戰略,才分別在越南與阿富汗鎩羽而歸。問題就如格雷(美籍地緣戰略學者)所言,戰略並不簡單,至當戰略更是難上加難。

 一套「至當戰略」至少需要3項先決條件。首先,須確認國家訴諸軍事武力時,所涉之政治利益,具備對國家利益確切無疑的重要性。只要國家利益存在清楚重大的風險,且重要性不僅受到政治精英,更擴及廣大民眾的認同,即提供擘劃戰略的堅實基礎。其次,國家必須動員資源,以確保武裝部隊順遂戰事;此舉絕不能草率了事,國家投入戰爭時不應自我設限。然而,只要處於風險的國家利益,能清楚傳達予大眾,社會亦堅定不移地接受該訴求,則可用最少政治歧見動員資源。第三,必須建構一套連貫一致,探討軍力運用與獲致風險之政治利益關係的非正式主張;換言之,「至當戰略」必須顯現軍力運用可達成國家最終政治目標的方式。此外,只有在政治精英與軍事規劃者都投入上述過程時,至當戰略方能應運而生。

 然而,上述先決條件本身就存在問題。要確認國家利益中,眾所認同的重大政治風險,具有相當挑戰性,除非國家決策團隊不過是個制式僵化、一呼百應的扈從體;反之,決策圈係由個別獨立的人士組成,通常具備不同的世界觀、思維偏見,且意見雜沓。在決策圈內,對於何項政治議題將構成國家利益的核心,甚難避免歧見;再者,做為國家合法性基礎與軍事組織後盾的社會大眾,也未必會認同決策圈的意見。若決策圈內存在歧見,同時欠缺公眾支持時,則有關動員和支配國家資源的第2項先決條件,亦將淪為緣木求魚。

 最後,即使決策圈與公眾已就某政治議題的重要性取得共識,也只有在決策圈與軍事規劃者都認同,如何運用軍力獲致政治利益,才能確保已判定的國家利益時,方能發展「至當戰略」,也如同格雷所言,戰略乃連結決策者和軍事規劃者的橋樑。其次,即使前述3條件均滿足且順利產出至當戰略,還有一額外問題,至當戰略係取得戰略成功的必備條件,但不足以保證戰略勝利。貝爾欽(美籍歷史學家)警告世人,戰爭本身就是一種非線性現象,非所望法則永遠適用,且行動未必造成所望結果。結合無堅不摧的軍力與致命性,套用在至當戰略上,不過是提高成功結果的或然率,切勿期待能單靠致命性達成一切。

 結論

 軍事組織推行現代化計畫時,想必期望新式武器系統「優於」被替代者,並期待該軍事組織經現代化後,能較前身更具致命性。鑑於大眾納稅所得係用來資助軍事現代化,並運用在國家各方面政策,故在政治上確有新式軍力更勝以往的必要性。

 然而,戰略效能的議題,無論是平時嚇阻抑或作戰方面,都是十分複雜的難題。在決定平時嚇阻與戰時勝利的效益時,人類意志的核心決定軍事組織在平、戰時追求的結果,但遠遠不僅是組織的致命性。簡言之,致命的軍事戰力,根本無法保證戰略效能。

 最後,獲得日益強化的致命性軍事戰力,並不能擔保軍事現代化的進程符合戰略需求。至少在平時,軍事組織從事的是國家決策者指定的一系列任務,其中就有許多不需要強化的致命性。誠如1名新加坡空軍的年輕F-15SG戰機飛行員所述:「如果恐怖組織是新加坡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身為1名F-15SG戰機飛行員能為我軍反恐任務做出什麼貢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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