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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

【全民國防】防疫啟示 建立生化防護能量

國軍化學兵秉持「防疫視同作戰」精神,仔細為大陸返臺包機乘客進行消毒任務。(軍聞社記者謝宏檜攝)
國軍化學兵秉持「防疫視同作戰」精神,仔細為大陸返臺包機乘客進行消毒任務。(軍聞社記者謝宏檜攝)

◎鄒文豐

 冷戰結束後,以軍事威脅為主軸的傳統國家安全觀逐漸產生變化,開始納入氣候、環境、人類生存及疾病等非傳統安全概念;即至2000年後,陸續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禽流感、伊波拉病毒等疫情,雖啟發學界對相關安全議題更深入研究,然仍未能促使各國將類病毒挑戰,提升到國家安全與國防任務層次。

 端看此次造成全球擴散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幸賴我政府與民間均能及早展開防疫作為,才能守住疫情衝擊,在非傳統安全風險已突破地理疆界的全球化時代,倘言危機就是轉機,若能積極將危機應處,作為精進社會安全防護的契機,則更有助於確保我國長治久安,因應各種風險挑戰。

 常言道,演習與防疫皆視同作戰。係因演習是以可能發生的衝突或突發事件為假設背景,演練反制及因應,所以場景必須仿真、驗證必須從嚴,才能鍛造具應變能力的勁旅;而防疫就是保命,是以疫病為敵的生死拚搏,不僅對病毒分析、疫情判斷務求精確,對各種防護要求更如同軍令,必須百分百貫徹,才能真正防範病魔侵襲,而能否未雨綢繆,至為成功關鍵。以下謹由武漢肺炎的啟示,探討面臨類病毒與生化威脅的應對思考。

 疫情之於全球性傷害

 即至4月上旬為止,全球武漢肺炎確診病例與日俱增,聯合國秘書長於安理會緊急會議直指,新冠病毒正衝擊人類社會核心,是聯合國成立以來,國際社會共同遭遇的最大考驗,呼籲各國捐棄成見,團結合作對抗疫情;凸顯此次疫況的嚴峻情勢,並可由此觀察類病毒及生化攻擊,對國家安全乃至世界局勢的衝擊面向,包括:

 一、直接危害人民生命

 如義大利、美國、西班牙、法國,死亡病例均快速上升,甚至突破萬人,大量病患造成醫療體系瀕臨瓦解,連帶影響政治穩定。

 二、引發族群歧視衝突

 部分歐美地區民眾,因認為亞裔是病毒傳染源頭,因而發生多起歧視攻擊事件,使治安一併惡化。

 三、加劇各國財政赤字

 各種必要性防疫封鎖措施重挫各國內部經濟生產與消費活動,美國、日本及歐洲多國基礎財政缺口均迅速擴大。

 四、國際緊張局勢升高

 由各國間旅行禁令開始,形成無形心理隔閡與猜疑,尤其國際社會正在醞釀對中共隱瞞疫情的指責共識,埋下未來衝突潛因。

 五、衝擊全球經濟復甦

 即因隔離、封城、關閉邊境等防控作為,導致全球生產停滯、消費降低,釀成世界性經濟急速衰退,為日後重大隱憂。

 非傳統安全省思

 事實上,由於臺灣與大陸最近距離僅約130公里,且人流往來密切,國外機構在疫情初期,即預測我國疫況恐相當慘重,所幸我政府採取系列防疫措施成效顯著,更成為國際抗疫典範。姑且不論新冠病毒係加工研發之生物武器等各種傳聞,然類病毒、生化武器攻擊,可能對社會與民眾生命造成重大傷害,是經此次疫情所必須深入思考的非傳統安全議題。

 其一,國際社會為檢討2003年SARS在大陸出現卻遭隱匿,造成全球擴散的防疫缺失,2005年乃由世界衛生組織修訂《國際衛生條例》,明定各國負有迅速反應「國際關注緊急公衛事件」之義務;迄今發布6次,分別是2009年H1N1新流感、2014年西非伊波拉病毒與急性脊髓灰質炎、2015年茲卡病毒、2019年民主剛果伊波拉病毒及目前武漢肺炎疫情。

 可見動物帶原病毒,於人類社會爆發致命傳染流行的時間間隔愈來愈短,種類更多,疫情更嚴峻,這固然是病原體為適應環境而產生突變,又跟隨被迫離開棲地的野生動物四處遷徙,但人口全球移動的便利性大幅提高,亦增進病原體的擴散速率及致病力,此非傳統安全趨勢攸關社會安全,必須加以重視。

 其二,運用有毒物質使對手喪失戰力的戰史案例不勝枚舉,近代以來,正由於生物及化學戰劑,在兩次世界大戰使用,不僅對戰鬥人員造成嚴重殺傷,更為人類族群帶來殘酷傷害,故國際社會分別於1975及1997年正式生效禁止生物、化學武器的兩公約,期讓全人類徹底免除生化武器危害。

 但仍有少數國家存有生化戰劑,如敘利亞政府軍曾於2013年,多次對反抗軍控制地區發動化武攻擊,數千民眾因此死傷;另有恐怖組織掌握生化武器,如2001年美國發生嚴重生物戰劑恐攻事件,共23人感染炭疽桿菌,其中5人死亡,而美軍「羅斯福號」等4艘航艦與法軍「戴高樂號」航艦,均因官兵感染武漢肺炎,被迫更改任務期程,更凸顯新冠病毒的殺傷力。

 因應及思考

 由此可知,伴隨現今生化科技進步,病毒不僅可以人為合成製造,且技術門檻不高,倘無視兩公約國家或恐怖組織有心設計改造病毒,甚至製成生化武器惡意散播,恐將成為比自然界病菌更可怕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是以,觀察此次全球防疫進程,有3項值得思考精進之處。

 首先,是對各種疫病相關監測與防堵標準作業機制的建立,即以武漢肺炎初期疫情不明而言,是否具備查證預警管道,以及檢疫、防疫、隔離醫療中心開設程序,撤僑規劃等,都仰賴事先對危機想定的步驟籌建,需要突破既定思維框架與周密思考。

 其次,儲備一般型防護裝備,並維持產能及研製相應疫苗的能力;正因此類天然或類病毒疫情,初期態勢不明,但具備一定保障能力的口罩、眼罩、防護衣等,已足以應對大部分病毒散布,建立儲備及產能,雖不一定符合經濟效益,然由此次疫情,各國均缺乏必要醫療物資教訓可知,建立與維持醫勤後備能量的意義更為重要,可與疫苗產製共同列入應變程序。

 再次,避免社會恐慌,尤以防杜假訊息流傳;即如我政府已將災害防救、糧食管理、農產交易、傳染病防治、食安衛生,以及緊急災難事故等,多項法規納入散播不正確訊息罰則,惟仍須仰賴建立民眾正確認知,以智識與良知,反制謠言傳遞,維護社會安定。

 結語

 在全球化的高風險國際社會,欠缺疫病傳播準備的結果,就是隨時可能付出傾覆式的慘痛代價,以及因對危機無知而產生恐慌、爭奪、流言等,戕害正常生活。值此防疫關鍵時刻,更應徹底檢視國家與社會對相關威脅的防備作為,以作戰規格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相信日後更能有備無患。

(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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