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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社論】立法箝制香港 中共政權不可信

 今年中共「全國人大」於22日閉幕,會中受到舉世關注的,就是中共授權「人大常委會」,建立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與執行機制,制訂相關法律,隨後「香港國安法草案」就進入立法、審議、實施3個階段。中共「全國人大」一向是「橡皮圖章」,為貫徹「黨中央」要求「快刀斬亂麻」的治港策略立場,此國安法預料將趕在香港立法會9月改選前,強行通過、直接施行。

 為加緊箝制香港,中共對港府長期未能順利國安立法,感到如坐針氈。去年中共「19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建立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意味已將此一議題視為迫切任務,推測法案主體早已完成,只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使「全國兩會」延期,才順延這個早已設定好的劇本。

 這一步確實是經過利弊權衡的精心算計。就在各界關注「人大」動向時,立法會27日同步重啟爭議已久的《國歌法條例草案》二讀,該法之所以引發多數港民反對,乃是由於其將涉嫌「不敬國歌」的行為視為犯罪,所涉侵犯思想、言論自由的模糊解釋空間,恐成為北京當局與港府用以強加政治教育與思想審查的工具。

 過去中共還只是蠶食香港自治權,如今則是毫無避諱大口鯨吞!這項立法,其實就是中共藉助香港《基本法》第18條的規範漏洞,由「人大常委會」納入《基本法》附件三,要求港府據以成案,這既是當前國安立法的「預演」,更透露中共處心積慮強化港民「愛國教育」、迫害所謂「港獨」異議分子,加速消滅「兩制」的企圖。

 回顧香港移交歷程,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內容,明訂中共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主權行使,其基本方針,將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確保其「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港實施,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維持「50年不變」,這些政策即為後來《基本法》的要素。

 是以,香港本應保留原有政治、經濟及法律等制度,擁有高度自治權利,也因此在「回歸」之初,香港仍能保有國際金融與貿易中心的特殊地位,但隨港府2002年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激起香港移交後首次大型治理危機;2013年百萬港民發動「雨傘革命」,爭取特首的公民提名權;2019年發生讓北京高層也為之震動的「反送中」運動之後,反映中共多年來染指香港政務的「慣例」,不斷與港民產生矛盾及衝突。其對《聲明》與「兩制」的背叛,再次證明中共政權毫無誠信,機巧詭詐。中共「國歌」開頭那句「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正為當前港民的心聲,留下最諷刺又貼切的註解。

 北京當局已不打算繼續演下去,依照中共的說法,是因為「反送中」運動的「港獨激進分離勢力」在「外部干預勢力」及「臺獨分裂勢力」的雙重影響下,對香港的「暴力行為」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挑戰「一國兩制」,也對中共「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所以必須「依法」於香港建立「國安法」、設立「國安機構」,是維護主權、領土完整,鞏固「一國兩制」的必要措施。

 很顯然地,這種恣意妄為的獨斷行徑,才是對香港民主、自由與人權的直接威脅。事實上,北京高層一直很擔心,倘若「香港問題」不能盡速解決,所產生的感染效應,恐將影響大陸社會穩定,衝擊中共政權。更何況中共過去早已因人權紀錄不佳,飽受國際譴責,「反送中」運動不僅加劇此壓力,美國等西方國家還警告將採取制裁,對中共而言,反正當前國際形勢已相當不利,放手進行戰略豪賭,只要贏了就能一舉解決「香港問題」,以待國際局勢轉變,而且中共怎能忍受屬於領土的香港,成為「外部勢力」的反「中」前線?

 中共根本不在意港民被迫奮起抗爭的原因,北京當局想的是一黨專政不能改變、極權體制不能崩解、對外強硬不能示弱,所以乾脆惡意詮釋港民示威就是「恐怖主義」,進一步自證國安立法、「國安機構」執法的合理性,至於如美國國務院認定香港已無法維持高度自治,將取消其特殊貿易地位等待遇,這副作用已不是中共決心迎戰世界的考慮重點。

 要言之,中共慣於先說好話許下願景,然後用政治原則的大帽子逐一設限、窒息,最終收歸「一統」的伎倆與偽善面目,建構了「中共政權不可信」的國際新共識。我們已然預見,中共未來利用「顛覆」、「煽動」政權罪名打壓港民的景象。因此,如何持續支持香港人民爭取民主自由,應該是此一歷史時刻,國際社會最重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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