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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社論】透析中共反間諜法 慎防人權侵害

 中共自習近平於2013年就任「國家」主席後,新頒多部「國家」安全法令,其中《反間諜法》因規範過於模糊,易導致準則不明確的質疑。中共「國務院」去年12月發布《反間諜法實施細則》,欲將《反間諜法》相關用語及適用範圍予以明確化,然此舉非但未能釐清相關模糊定義,反而授權中共「國家」安全機關擴大執法範圍,賦與更多主觀詮釋的決定空間。

 中共以《反間諜法》作為「國安機關」監管境內組織及個人活動之具體法源,適用對象除其國人外,亦包括境外人士或組織、港澳及臺籍人士,執法範圍除傳統情蒐、策反等「間諜行為」外,《反間諜法實施細則》更擴及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顛覆「國家」、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製造民族糾紛、組織利用邪教等「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但其分裂、顛覆國家等行為定義模糊,法律概念不明,且伴隨重刑,除衝擊兩岸關係,亦可能戕害國際人士言論表達及宗教信仰自由,人權亦有因此受到減損或侵害的顧慮。

 依據國際法理,中共「國安」法令規範的立法管轄權,我國不予承認或接受,對我國人民亦不具法律規範效力及拘束力,但現實上則無法排除中共漠視國際法理,施壓、誘拉法治觀念落後國家,扭曲解釋國際法的「國籍管轄原則」,逕自認定我國人民屬中共國籍,或依「保護管轄原則」,認定侵害其國家重大利益,為國人在海外言行投下不安全的變數。

 更且,我國駐外人員是否必然擁有外交豁免權,亦有辨明的必要。就邦交國觀之,駐外人員於邦交國享有絕對外交豁免權,即使駐在國承認中共法令域外效力,仍可藉此排除其管轄權之主張;非邦交國部分,循國際互惠默契辦理,並無絕對外交豁免之法律依據,若與非邦交國未簽訂相關豁免協定,則駐外人員之外交豁免,實處於相當不確定情況,一旦國際情勢丕變或中共強施外交壓力,恐對我國駐外人員的人身安全造成重大威脅。

 析言之,我駐外、情報人員及異議人士於中共境外「違反中共國家安全法令」,於駐在國並非犯罪行為,中共並無引渡依據;即使中共及駐在國將「違反中共國家安全法令」納為引渡協定可引渡的犯罪,基於叛國、間諜屬國際法「政治犯不引渡原則」範疇,中共亦無法主張引渡。依國際法引渡之「特定原則」,中共雖僅能以向被請求國請求引渡時所控訴之罪名起訴被引渡者,然若其無視國際輿論,藉由構陷上揭人員詐欺、洗錢等一般罪名,施壓當地國配合將是類人員「遣送(返)」至大陸地區,順勢在其國籍航空器上接收並進行逮捕,並於引渡後追訴「違反國家安全法令」罪行,將成為我國境外活動人員的安全隱憂。此一技術性規避引渡之操作手段,我國應慎防。

 中共國安法令雖無域外效力,其現況亦遵循國際法規範於其境內執行。但自「肯亞案」後,西班牙等國配合遣返、引渡國人至大陸受審案例觀之,日後若發生其施壓邦交國家承認其執法管轄權,在境外活動的我駐外及情報人員,均可能面臨因違反中共「國安」法令而被迫引渡至大陸地區接受審判之風險,此一藉國際影響力弱化我國司法管轄權,削減我主權伸張之企圖,昭然若揭。

 中共《反間諜法實施細則》另賦與「國安機關」得對涉嫌間諜行為人員限制一定期限不得出境、對違反《反間諜法》的境外個人限期離境或驅逐出境,並得限制其10年內不得入境。爰此,中共「國安機關」除得依法對間諜行為嫌疑人進行境管行為,對於涉及「間諜行為以外的其他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如人權團體、宗教人士等,均得驅逐出境,並限制入境,去年7月我國法輪功學員赴港參加「720反迫害18週年遊行」遭香港政府強制遣返,即為實例。

 此外,《反間諜法》提供從事間諜行為者立功表現,坦白從寬、自首從輕之誘因,依《反間諜法實施細則》「立功表現」除揭發、檢舉、提供重要線索證據及協助捕獲等行為態樣外,兼及配合成為反間、協助策反或誘捕其背後聯指人等作為,毋寧是中共「國安」部門順勢策反、誘捕的情報手段。邇來退役軍人赴陸遭構陷要脅,或回臺吸收昔日同僚、發展組織等案例,或協請被運用人員以提供機敏情報為設局,誘拐我國情報人員赴陸邊界會晤交付、誘捕等類案,均為此「立功表現」作為之延伸。

 歸結來說,中共《反間諜法實施細則》作為《反間諜法》的補充規範,本應明確、具體化定義及適用範圍,卻反而擴大國安機關執法範圍的作法,只會讓所有國家對其疑慮加深,絲毫無助兩岸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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