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陽

 佛農．阿什頓．霍巴特．史特迪爵士（Vernon Ashton Hobart Sturdee）於1890年4月16日在澳洲維多利亞州佛蘭克斯頓鎮出生，父親是來自英國的醫生，曾在加里波利指揮澳洲帝國部隊第2野戰救護車，叔叔多維頓．史特迪日後官拜海軍上將，另一個叔叔也獲封爵士。

 幼年的佛農在墨爾本英格蘭教會文法學校接受教育，後來進入列治文的雅克兄弟公司擔任工程師學徒。在1908年正式任官之前，佛農在澳洲民兵工兵團當9個月的工兵。1911年2月1日，佛農被任命為澳洲皇家工程兵常備部隊的見習中尉。隔年奉派到布里斯班，在第1軍區擔任參謀。

經歷豐富表現優異 獲讚賞

 1913年3月，佛農被調回墨爾本。1914年8月25日轉入澳洲帝國部隊（參加一戰的澳洲陸軍遠征軍），並於10月晉升為上尉，同月奉派前往埃及。1915年4月25日，以第1師工兵副官跟著部隊登陸土耳其的加里波利。但因罹患流感於7月撤離前線，9月以少校身分重返前線，指揮第2師工兵第5連，在後續3個月裡，他負責管控史蒂爾、奎因和考特尼崗位等地的工兵和採礦工作。第5師組成後，佛農跟著單位轉移到該師並重編為第8連，並自3月起奉命監造渡船站的防禦工事，期間因表現優異而獲得上級「顯著能力」的讚譽。

 1916年6月，佛農隨著第5師前往法國，準備參加7月的佛羅梅萊斯戰役，之後因為在加里波底和佛羅梅萊斯的表現而獲頒優異服役勛章。9至10月間，佛農擔任新成立紐澳軍團下轄的「法蘭克部隊」皇家工兵部隊指揮官，並於11月帶領隊伍修復阿爾伯特和蒙托邦之間的道路。1917年2月13日，佛農晉升為中校，並指揮第4工兵營，在接下來的9個月裡，完成維護道路、建造營地、鋪設電纜，以及挖掘戰壕、防空洞等任務。

借調英軍 獲大規模作戰經驗

 1917年起，澳洲政府推動澳洲軍團「澳洲化」，由澳洲籍軍官擔任自己澳洲部隊的指揮官和參謀，以取代英國陸軍軍官，因此佛農於11月升任為澳洲皇家工兵第5師指揮官。1918年3月，他被借調到駐在法國的英國遠征軍總部擔任參謀，以英國自治領地出身的軍官而言可視為是一項例外殊榮，也讓他得以獲致關於實施大規模作戰行動的寶貴經驗。10月返回第5師，11月出發返回澳洲，並於1919年1月抵達雪梨。返回澳洲後，佛農因為在西線的貢獻，再度獲得表揚，並因在英國遠征軍總部的工作表現而獲頒大英帝國軍官勛章。

 1918年3月14日，佛農離開澳洲帝國部隊，在墨爾本維多利亞軍營的第3軍區擔任資深工兵軍官。1929年5月，被派往倫敦，以軍事行動與情報局軍官交流身分奉派在英國陸軍部任職，之後並於1931年進入帝國國防學院深造，隨後擔任澳洲高級專員公署的武官。1937年7月1日晉升為上校，距他成為澳洲帝國部隊中校已有二十多年。1939年，他因在英國陸軍總部的工作貢獻而獲頒新年榮譽大英帝國司令勛章。

建言調回外派部隊 防日入侵

 二戰爆發後，時任澳洲陸軍參謀長的厄尼斯特．史奎爾斯中將於1939年9月越級躍升佛農為中將，隨後並於10月13日任命他為新的雪梨東部司令部指揮官，同時監督在新南威爾斯州新成立的第2澳洲帝國部隊及民兵的招募、訓練和裝備及當地的防務。

 隨著與日本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愈來愈大，為領導澳洲的國防做出適當安排的必要性也愈來愈大。佛農積極監督澳洲帝國部隊和民兵的擴編，推動增加彈藥產能，制定因應日本人向南推進的圍堵計畫，整備沿海的海防和空防措施。儘管如此，當日本於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正式開戰時，澳洲的防務相對顯得脆弱。

 佛農試圖保衛澳洲北部的島嶼，以滿足1941年2月22日在新加坡舉行的第2次4國參謀會議期間，達成的盟軍協議。但以澳洲兵力現況，足以承擔保護對澳洲國防最具戰略重要性的島嶼；然而卻在徒勞且代價高昂的作戰行動中逐步撤守，喪失對東印度群島的控制權。儘管如此，佛農主張將莫爾茲比港作為反攻巴布亞和新幾內亞的根據地，日後證實是極正確的建議。

 在二戰前，佛農就曾對澳洲希望依賴英國在新加坡的基地來得到保障一事提出質疑。1942年2月15日的新加坡淪陷，證實佛農的擔憂，他隨即提交關於運用澳洲帝國部隊的報告文件，指出在對日戰爭中，澳洲的部隊過於分散，違反集中兵力的原則。而澳洲是盟軍唯一最適合的戰略基地，能夠儲備兵力作為反擊日本之用。因此，當務之急是要防衛澳洲免受入侵，所以佛農希望原本預計要派往遠東的第7師和中東地區的其餘澳洲帝國部隊，應盡快調回澳洲本土，他甚至不惜以辭職向澳洲政府建言，結果澳洲政府也同意他的觀點，拒絕英美的規劃，最終讓第7師留駐在澳洲，防備日本可能的入侵。

 1942年3月，布萊梅被任命為澳洲軍隊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則出任盟軍西南太平洋戰區最高指揮官，戰爭的指揮調度變成由美國主導。因此，澳洲政府指派由經驗豐富的佛農擔任澳洲駐華盛頓軍事代表團團長。佛農答應這項指派並於9月接任，但作為交換條件，承諾1年後要重返戰場。

 在華盛頓的佛農代表澳洲出席美軍的聯合參謀長會議，並設法獲得直接與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溝通的權利，爭取到澳洲需求的資源。鑑於他在華盛頓的的貢獻，佛農於1943年1月1日獲頒巴斯3級勛章。

下屬形容「明智而寬容」

 之後儘管時間遲了6個月，但布萊梅還是兌現對佛農的承諾，讓他於1944年3月重返戰場，接掌澳洲第1軍團的指揮權。佛農在新幾內亞萊城的指揮部，指揮11萬名人員的部隊，在索羅門群島東部和新幾內亞西部接壤的邊境地區與日軍作戰。在他手下服役的官兵均認為佛農是「一位明智而寬容的指揮官，下達明確的命令」，並且「盡其最大努力確保下屬得到充分的支持」以「繼續工作」。1945年9月12日，在新不列顛拉包爾舉行的日本投降儀式上，佛農在榮耀號航艦上接受日軍第8方面軍司令今村均大將和東南地區艦隊司令草坂真一海軍上將的投降。

 1945年12月1日，佛農被任命為代理總司令。4個月後，總司令一職被廢除，佛農再次擔任總參謀長，他在任內監督戰時軍隊的遣返和復員，並組織澳洲特遣隊到日本的英聯邦占領軍服役。他也負責建立澳洲正規軍和徵兵制度。而為滿足澳洲武裝部隊未來的需求，佛農也強烈支持保留澳洲在戰時發展工業能力的成果。

 佛農於1950年4月17日退役，於1951年1月1日被授予大英帝國騎士司令勛章以表彰他的貢獻。退休後，他繼續住在墨爾本，曾擔任標準電話電纜有限公司的董事及澳洲皇家電氣機械工程師團榮譽上校。1966年5月25日，在海德堡遣返總醫院過世，享年76歲。

（作者為軍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