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漢國

　筆者自年輕時代起，就愛讀風雲人物各式各樣的回憶錄。回憶錄裡有多少人物掌故，涓滴成篇，扣人心弦。讀他們成功的喜悅，失敗的悵惘，以及包藏在內心深處的一種莫可言宣、欲言又止的情懷。

　今天本專欄續談《余英時回憶錄》（允晨版，2018年）。之所以如此，大抵有三點原由：首先，係基於余英時一生對史學的巨大貢獻，不論站在任何一個角度來說，都是功不可沒的。其次，在余氏的自序中，他表示出版「回憶錄」的動機，是為了「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另有一點，這本「回憶錄」乃從大處著眼，要言不繁，懇切坦率，自反而縮，誠屬難能可貴。

　筆者認為，《余英時回憶錄》一方面清楚揭示了五四運動的性質、抗日戰爭的真相與追隨大儒錢穆、唐君毅治學的因緣；另一方面也詳述了他個人與西方知識界相與的過程，如帕森斯的「社群系統」、賽門的羅馬史、懷特的歷史哲學、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以及接受基爾墨讀文藝復興的洗禮等等，讀來彷如身歷其境，光彩奪目，令人為之欽慕不已。

　在余氏的筆下，早年中華人文學者在哈佛學習的精采歲月，可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形容之，於是「談學問」成為日常，「為知識而知識」成為眾志之所嚮往。尤其是以「商量舊學，涵養新知」的態度面世，更顯現那一代人文學者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冶舊學與新知於一爐，處處展現出知識分子的不凡抱負。

　更令人印象深刻者，殆為余氏藉著懷舊念友、筆硯相顧之情，流露出他與故友高友工與張光直之間的曲折關係。當然，他對高友工的「為己」之學，終生不慕名利，是一再稱許的，並賦「曲終聞雅奏，高氏愛清泉」為之追思悼念；至於對張光直部分，雖不免褒貶兼有，卻說得含蓄，最後僅以彼此志趣和價值觀的不同釋之，未加深究，不免留予後人不少的遐思。

　當余英時決定將他「個人生活和思想轉換成為所經歷的世變」時，便無疑擴大了書寫的視野和範圍，也讓個人際遇與時代變遷做了更緊密的連結，互為印證，相得益彰，筆者認為這是《余英時回憶錄》最具特色、最有價值之處。

　加拿大詩人Leonard Cohen說：「每一個生命都有缺陷，如此才會有光射進來。」若從歷史學的角度視之，余氏的一生誠然已為苦難的國度，殷憂啟聖，投射了無盡的光明。